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推动下正在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。

    6月30日，“第二届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研讨会（CODAS）”在天津举行，会议上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截至2017年末，中国企业共在44个国家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99家，面积956平方公里，累计投资307亿美元，入区企业4363家，上缴东道国税费24.2亿美元，为当地创造25.8万个就业岗位。

    然而，境外合作区也面临着盈利等方面的多重挑战,比如面临着盈利能力差、投资回报周期长等一系列难题，而境外投资环境的不稳定也加剧了这些问题。

    分析认为，海外园区应转变发展理念，由“中国海外园区”向“东道国-中国”园区转变，在此过程中坚持包容性发展与共享式发展，并处理好效益和责任、主导和包容、政府与企业、战略利益和商业利益等多重矛盾。

境外合作区成“一带一路”重要节点

    上述研讨会上，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冼国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，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经历了企业自主探索期、政策扶持下快速成长期。

    2005年前，中国境外合作园区由企业主导，出于获取外部资源、降低成本、扩大国际市场等方面的考虑，试图探索境外投资的新路径。

    此后，中国相继出台多项政策鼓励中国企业开发投资境外经贸合作区，境外经贸合作区步入政府扶持下的快速增长期。在此期间，商务部启动了两次合作区招标。

    2012年，商务部不再采用招标方式，而是由企业作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主导，先行建设园区，达标后由商务部、财政部考核确认，此举使境外经贸合作区数目激增。

    冼国明介绍，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推动下，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。

    目前，中国已在24个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建设了75家境外经贸合作区，累计投资254.5亿美元，入驻企业3879家，上缴东道国税费16.8亿美元，创造就业21.9万个，占合作区整体的比重分别为82.8%、89.0%、69.4%和90.4%。

    商务部原副部长陈健在会上指出，合作区是“一带一路”的重要抓手。他指出，建设“一带一路”的基本思路是“点线面”结合，合作区正是其中的“点”，“现在有些地方在搞好多走廊，我觉得如果没有‘点’的支撑就不是科学的，一定要先有经济节点才有联线。”

    与“一带一路 ”延伸的方向高度一致，中国境外合作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、非洲地区和中亚地区，其中亚洲45个，欧洲25个，非洲25个，北美洲、南美洲相对比较少。

    冼国明表示，这些地区大都是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，更适宜国内成熟产业的转出，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地缘关系，保持着良好的经贸关系，对中国投资持欢迎态度，中国企业可规避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，充分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与丰富自然资源。

    按照园区不同的功能，冼国明认为，中国目前99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大致可分为：加工制造型41家、农业开发型23家、资源利用型12家、商贸物流型9家、技术研发型3家、综合发展型11家。

    其中加工制造业园区主导产业多为家电、纺织、机械、电子等；农业开发园区主要分布在俄罗斯（8家），柬埔寨、老挝、印尼等东南亚国家，以及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；资源利用型园区主要以铜钴、镍矿等矿产资源开发为主导；技术研发园区分别是中国-东盟北斗科技城、中法经济贸易合作区、中国-比利时科技园，全部由国企主导建设。

    这些园区在不同领域内做出了积极探索，而在中非泰达董事长刘爱民看来，随着“一带一路”的推进，合作区的数量在快速增加，“境外合作区国家统计的是99个，但根据我们研究的情况，现在的境外园区不下几百个，像埃塞俄比亚有20个，尼日利亚有20个，加上国家自主开发的园区，总数大概有大几百个，日后园区的竞争将非常激烈。”

向“东道国-中国”园区转变

    值得注意的是，当前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正面临着较为普遍的盈利能力差、投资回报期长的问题。

    冼国明表示，目前中国大部分合作区主要依靠工业地产出租出售盈利，整体盈利水平不高，尚未达能够完全独立市场化运营、产生较好回报的时期。

    “企业在境外开设合作园区的主要任务是招商引资，吸引国内或者第三国企业在园区设厂，其主要回报就是土地的转让和出租，这个回报盈利比较低，企业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：你要想盈利就得提高租金，提高租金吸引力就会下降。同时这个企业在建设园区过程中，基础设施投资是一笔很大的投资，留给企业的利润很低。”

    这也正是困扰刘爱民的一大难题。他表示，境外园区的开发主要由企业自行自主开发，且大部分都坐落在城乡结合部，基础设施落后，需要开发商自行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建设，而这些投资有着较高的信贷成本，短期内面临着较大的盈利压力。

    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，园区的投资主体定位是企业还是政府。冼国明表示，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，具备明显的外部性。园区投资主体不可能同时承担企业和政府双重属性。

    在陈健看来，当前境外合作区法律定位并不清晰。“国内的园区形成了一套管委会的管理体制，管委会是政企合一的，承担一定的政府职能，但这种模式如果copy到国外去，难度相当大。”

    此外，投资环境的不稳定也是境外合作区面临的一大问题。冼国明认为，海外园区应转变发展理念，坚持包容性发展、共享式发展，由“中国海外园区”向“东道国-中国”园区转变。

    “原来东道国可能更多的是袖手旁观，现在要更多把它拉进来，把东道国政府和中国企业更多地捆绑在一起，或者由东道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联手来建设园区。”

    冼国明还建议探索多元化的盈利模式，由专注工业地产开发向全产业链服务转变。根据园区的行业定位，深入把握行业的发展特点和其产业链上下游的协作关系，为入驻园区的企业提供综合服务平台，提供咨询、培训、信息、企业孵化、物流、人力资源、软件服务外包等服务。

    同时，要突出产业特色，提升园区核心竞争力。鼓励国内实力较强、园区运作经验丰富的产业龙头企业与金融机构、行业协会、服务中介等共同投资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，形成主导产业特色突出、产业链条完整、配套服务协同推进的园区发展模式。

    目前，合作区开发模式已经形成港产城模式、产城结合模式、产商住结合模式三种模式。在冼国明看来，境外园区要探索从产城融合中获得收益。

    他指出，合作区建设可改善园区外部的基础设施条件，同时园区集聚了大量的人口产业，会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和带动，存在大量的商业开发机遇，境外园区的建设应当积极探索分享人口和产业集聚带来的经济效益。

    （信息来源：21经济网）